鍾情於回應性創作,我想是來自於我過往的生命經驗,研究所接觸藝術治療以前一直沉浸在台灣美術科班的教育環境裡,受到升學成就導向的壓力追趕,即使是在美術課程較多的美術班裡,即使是在花東縱谷以南的好山水裡,功利主義已成為社會主流,如一把高張的火傘將孩子、父母、師長們集體壟罩在悶熱焦躁的惶恐之中。惶恐甚麼?恐怕主體性的思考,恐怕成就表象的衰退,恐怕不乖順於主流的自己。
成長的過程充斥著苦痛、煩悶、矛盾、恐懼,身體感官集體掙扎著,每一分恐懼都警醒著我不要與靈魂失散,每一吋疼痛都在把我拋擲於核心,不叫我麻木,到校園裡和那些受困於洪流的孩子們接觸,我都想輕輕撫觸他/她說:「德不孤,必有鄰」,我們都在一起努力守護自己,並在撞擊中認識世界。
Bruce Moon將回應性創作的方式運用於歷程之中,對個案作品的立即性創作,也立即性的回應給個案,並以此方式不斷來回的與個案互動溝通,他發現到個案往往會受到治療師的創作回應受到鼓舞,進而引發彼此的靈感,激發了對作品無數詮釋,成千上百,具有無限可能性。他認為這藝術家治療師和個案之間持續不斷的藝術創作歷程,是使治療發生的場域。他將這樣的回應性創作做為一種「詮釋」作品的方式,呈現了如何以真誠且避免標籤化負面結果進行詮釋,能幫助治療師更深層的進入治療關係,這樣的藝術創作強化了同理心,並提供藝術治療師另一種方式瞭解個案,而這個過程同時也成為與個案對話的基礎。於是,他藉由與個案雙向的藝術詮釋,營造了多種可能的開放氣氛,並且將促發想像的詮釋性對話,這想像性對話的重要性是能試圖幫助作品呈現多層次的意義,而非將之視為一單一意義的圖像。
《青少年藝術治療》
一股著迷,彷彿地平線上烏雲乍開,啟發我心靈想望的一道光,彷彿能作為我生命歷程中長期以成就為導向的社會主流價值,以及工具理性充斥的文化氛圍予以有力量的對話與挑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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